有一天会闪耀——首届“东荡子诗歌奖”颁奖典礼暨增城诗歌朗诵会

  

颁奖活动海报和嘉宾签名  巫国明/摄

评委与获奖者（左起：龙杨志、 张桃洲、宋琳、世宾、耿占春、西渡、蓝蓝、黄礼孩）游坚/摄

 

“预言之中黑暗永无穷尽，种子在奔跑/你那无助而怜悯的心/有一天会闪耀”。这是诗人东荡子诗歌《预言》中的句子，在他生前，他以诗歌说出了不少“预言”。东荡子一生致力于“发现并消除人类精神中存在的黑暗”；而在他辞世一周年之际，关于他身后的第一个“预言”已经向这个世界揭开谜底：10月11日，首届“东荡子诗歌奖”颁奖典礼暨增城诗歌朗诵会在他9年前的落户之地——广州增城隆重举行。

首届“东荡子诗歌奖”颁奖典礼暨增城诗歌朗诵会由东荡子追思会、东荡子纪念雕塑揭幕仪式、诗歌与个人命运——当代诗歌研讨会、东荡子诗歌奖颁奖典礼组成。当日，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广东本土的近100位诗人、学者、专家齐聚增城，参加首届“东荡子诗歌奖”颁奖盛会。同时，国内20余家媒体全程跟进此次活动。广东省及增城本地的相关领导出席颁奖典礼。
 

　著名诗人宋琳荣获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批评家耿占春、西渡荣获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奖”。
 

前奏：诗歌的力量

2005年7月，增城市隆重举行了“十诗人作家落户增城”仪式，作为其中的一位，东荡子随后移居增城，并进入增城日报社工作；2013年10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年仅49岁的东荡子不幸离世，10月14日，这一天正好是他的农历生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友人聚集增城送别东荡子。追悼会上，东荡子的妹妹吴真珍女士宣布个人出资，设立东荡子诗歌奖，并将此奖办成常设性奖项。

东荡子辞世后，全国各地不少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一些报刊专门推出纪念专辑，众多诗人、朋友纷纷撰文追忆并举办追思活动。随着东荡子诗歌促进会的成立，2014年6月25日，“东荡子诗歌奖”在广州暨南大学启动，并确定10月11日（东荡子辞世一周年忌日）于增城举行首届诗歌奖颁奖会。

“东荡子诗歌奖”的设立，旨在奖掖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及批评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和批评家，树立纯粹的、有精神高度、有建设意义的当代汉语诗歌精神。同时，为了凸显“东荡子诗歌奖”的特色，将以东荡子个人的创作精神作为重要的评审标准，打造汉语诗歌高贵、深邃的诗歌品质。
 

评奖：诗歌的品质

首届“东荡子诗歌奖”由著名诗人蓝蓝、著名诗歌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张桃洲以及东荡子诗歌促进会的3名负责人世宾、黄礼孩、龙扬志组成评委会。评选程序分为两大环节，第一大环节为第一轮提名和第二轮提名，第二轮获得提名者进入初评；第二大环节为初评入围者复评以及终评。第一轮提名由诗歌促进会会员和国内专家、学者推荐，共有50多位诗人和评论家获得提名；第二轮提名由评委会评选，从第一轮的名单中选出16位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领域享有较高成就和影响的侯选诗人和诗评家；随后，5位评委就提名人选，结合他们当前的写作全貌、写作特色等各自阐述意见，经过激烈争论，分别评选出3位进入诗人奖终评的诗人和3位进入评论奖终评的评论家。最后，又从各自3名的终评入围者中评选出获得首届“东荡子诗歌奖”的诗人和评论家。

对于首届“东荡子诗歌奖”的获奖诗人、批评家是否实至名归，著名诗人、批评家、“东荡子诗歌奖”评委、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会长世宾说，我们在评价作品和个人时，都坚守着各自的理念。这些评委都有着共同的诗歌趣味和诗歌理想，在细小的分歧上都能互相说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只有一名的评论奖，增加到两人。“耿占春的诗性的探索和评论诗意的书写，在评论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如果首届评论奖没有颁发给耿占春，那将是这个奖的遗憾。”世宾这样解释。
 

盛典：诗歌的荣耀

10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广东本土的近100位诗人、学者、专家齐聚增城，参加首届“东荡子诗歌奖”的颁奖典礼。参加活动的外地诗人、学者有：蓝蓝、张桃洲、宋琳、耿占春、西渡、沈苇、育邦、江雪、纪少飞；本省领导、诗人、学者有：杨克、温远辉、艾云、陈少华、刘迪生等；省内知名诗人有：向卫国、黄金明、李俏梅、唐不遇、梦亦非、刘迪生、安石榴、老刀、浪子、林馥娜、陈马兴、苏一刀、农夫、莱耳、方舟、阿樱、陈小虎、钟小芹、唐驹、大藏等。

当日上午，东荡子追思会暨东荡子纪念雕塑揭幕仪式在增城正果万安园举行；下午，“诗歌与个人命运——当代诗歌研讨会”在增城市广播电视大楼举行；首届“东荡子诗歌奖”颁奖典礼暨增城诗歌朗诵会则于当晚8时在广播电视大楼举行。颁奖晚会由广州歌舞剧团著名导演王中圣执导。晚会上，广州本土的朗诵艺术家及获奖诗人、到场诗人、学生等共同朗诵了东荡子的诗歌以及获奖者的诗歌，同时，广州本土歌手谢芳、小果演唱了以东荡子诗歌谱曲的原创歌曲，并穿插有竖琴、现代舞、书法、沙画等艺术表演。

著名诗人宋琳荣获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著名批评家耿占春、西渡荣获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奖”。蓝蓝、杨克、沈苇、温远辉、广新力、陈少华为获奖者颁奖。广州著名青年木刻家王嶷应东荡子诗歌促进会的邀请为三位获奖者创作了肖像木刻画，令获奖者惊喜不已。有“中国第一民刊”之称的《诗歌与人》杂志出了“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获奖作品专号”。

本次活动旨在把东荡子诗歌奖及诗歌朗诵会纳入“人文增城”建设的工作内容，逐步扩大影响力，通过类似活动的举办，积极培育和弘扬增城人文精神，借助活动对外大力宣传推广山水自然相呼应的人文城市品质，不断提升增城的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诗歌创作委员会指导，增城市委宣传部、东荡子诗歌促进会联合主办，增城市文联、增城市文体旅游局、增城日报社、增城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协办。

 

让东荡子诗歌奖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标高

——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会长、诗人世宾答记者问

  

世宾：生于1969年10月，男，汉族。致力于“完整性写作”的创作和理论研究，已出版诗集《文明路一带》、《大海的沉默》、《迟疑》，评论集《批评的尺度》、《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系广东省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东荡子诗歌奖发起人之一、东荡子诗歌奖评委。

德宏：请简要介绍一下东荡子诗歌奖评选过程？

世宾：东荡子无疑是百年新诗写作史中无法忽视的诗人，他的生命境界，他的诗歌技巧，他的精神空间，是最独特和最深远的。在他去世之后，朋友们都在思考用什么方式来纪念他，推介、推广他的诗歌。在众多朋友的努力下，我们成立了增城市东荡子诗歌促进会，也相应有了出版、评论、翻译的计划，“东荡子诗歌奖”是一系列计划之一。

设立“东荡子诗歌奖”，目的就是借助这个奖，通过褒奖和宣传，把当代汉语诗歌写作、评论写作最优秀的诗人和评论家标识出来；让理论批评和诗歌写作互相呼应，形成“东荡子诗歌奖”的诗歌高地——标识一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勇气和精神深度的诗歌。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首先选定了评委。这次很荣幸邀请了诗人蓝蓝和评论家张桃洲，与我们促进会的三个成员，我和黄礼孩，以及龙扬志博士一起组成评委会。通过会员和相关专业人员的推荐，由评委以个人名义提出审议名单，每人提名三个以内。评委对被提名者进行点评，阐述提名理由；通过充分酝酿，再对重点诗人进行表决和投票。在对评论奖进行表决时，评委们展开热烈的争论：西渡已经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评论，特别是前年底出版的《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评委们认为它对当代诗歌的挖掘和发现上有巨大的贡献，应当把今年的评论奖颁发给西渡。但耿占春的诗性的探索和评论诗意的书写，却在评论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如果首届评论奖没有颁发给耿占春，那将是这个奖的遗憾。在难以割舍的情况下，评委们决定评论奖增加一名，平分这个奖。但我觉得这样委屈了评论家们，在和促进会个别理事商讨后，决定追加三万元给评论奖。这是一次破例。
 

德宏：现在，首届东荡子诗歌奖各奖项尘埃落定，对于三位获奖者，他们获奖实至名归吗？尤其是诗歌奖得主宋琳，你怎么看？

世宾：作为评委，我们在评价作品和个人时，都坚守着各自的理念。这些评委都有着共同的诗歌趣味和诗歌理想，在细小的分歧上都能互相说服。当大家把获奖者评出来，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对获奖者深深的祝贺。在后现代语境下，无论在诗歌还是在其他艺术领域，都有一种把美学功能的批评转换成文化功能批评或立场批评的潮流，即，很多写作仅是满足种类、族群、阶层以及某些趣味倾向的群体的要求，在标新立异的喧哗中各领风骚。但我们梦想的诗歌必须能超越现实的迷障，能超越当下的历史极限，在一个更开阔、更深邃的地方揭示诗性的存在，书写诗意而又不屈不挠的生命。基于我们的立场，我们在评选之前、之后、之中，都没有妥协、无奈，我们的举手投足都充满欣喜和安慰。

为何把诗人奖颁发给宋琳，在我们的授奖词中有过表述。我个人是基于他无论是处理现实和历史事件，还是在安排个人生活上，都保持着一个有良知、疼痛和忍耐的人的选择，以及他在诗歌写作上具有超越性——那种在日常的得失哀叹之外努力呈现生命的宽阔、坚毅的努力，他那敏锐的体察和勇敢地守护，使他的诗歌避免了这时代普遍存在的柔软、宵小，他的诗歌所开拓的世界，对建构开放性的当代中国文化具有启示的意义。
 

德宏：获奖诗人的获奖作品是否要与东荡子诗歌和精神一脉相承？东荡子诗歌奖的亮点体现在那里？

世宾：我希望这些获奖诗人、评论家的作品和东荡子诗歌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我看来，它们都共同抵制现实——无论是制度的还是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的规范，他们不在这些上面纠缠——歌颂、反对，忧伤、哀叹，也不在这里偎依取暖，也不在这里解构或互相恶心，他们自始至终把目光和心灵集中在对人的精神和生命的高贵的建设和守护上，有如曼德拉·斯塔姆无论在什么生活环境下的歌唱。他们共同的精神特征就是：高贵、尊严、深邃、宽阔，他们的写作见证了在我们的时代，人可以抵达的深度和广度。

东荡子深刻地感受到日常世界与诗之间的古老敌意，《一片树叶离去》这首诗中，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热爱它，纵使一片树叶离去，也可以把他带走。他深知这世界、这时代的本质，他理解这时代形形色色的诉求，他从“当下”抽身出来，面对更高的生存，这就使他的诗歌打开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的空间。真正的诗人必须飞翔。多少人不理解他，多少人目睹了他在现实的艰难而质疑他的诗的“有用”。而正是这种“无用”，使他的诗塑造出一个区别于西方现代，也区别于百年新诗所呈现的诗歌形象，我称他为“市井的圣徒”、“东方的觉者”。他的诗印证了人在现代市井间诗意存在的可能。
 

德宏：当下，诗歌已经从纸媒传播蔓延到了网络，各种诗歌流派诗歌声音充斥诗坛，虽然参差不齐，但其中仍然不乏好的诗人。而在皓月当空的诗坛摘取一颗独特而闪耀的星星，评委须具备哪些专业素养和操守？

世宾：后现代语境下的“当下”，各种流派、各种立场的自我确认和自我夸大都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人们也会出于不同目的和不同情绪、喜好肯定某些倾向。但进行严肃的艺术判断，我想起码必须具备人类演变和更迭历史、近现代思想史，以及中西方诗歌史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必须熟悉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诗的写作流变，学会欣赏和批判，深刻理解现代汉诗的产生和变化原因；在此前提下，建立个人的诗歌趣味和批评立场，并以此展开未来诗歌的想象。在“东荡子诗歌奖”启动仪式上的发言中我曾说过，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近30年的诗歌写作，可能是必然的、必要的，但不高贵。在这里我所指的是那种个人主义的、解构的、向下的、贱化的写作潮流，他们在对抗庞然大物时也把人矮化、俗化、贱化了。然而，他们曾经被作为反抗的先锋受到膜拜。我想，从众声嘈杂中辨析出纯正的声音，评委就必须有挣脱惯性的束缚和喧哗的裹挟的能力和勇气，以深厚的素养和艺术的良知进行判断。
 

德宏：前不久，诗坛对周啸天的古体诗获得中国鲁迅文学奖一片质疑，你认为这是诗人作品本身原因还是评奖制度原因？我注意到一种现象，目前，国内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举办各类诗歌奖，有些“奖”其实没有含金量。东荡子诗歌奖现在是首届，以后还会有第二届、第三届等等，今后如何保持和推动其品牌的影响力而让它走得更远？

世宾：鲁迅文学奖近些年一直受到诟病，首先是因为价值多元，并且有了言说的通道，这是好现象，我的意思是过去也有很多文学垃圾，但我们无法判断，也不敢说，无处说。按现在大众的审美水平，由所谓专业人员评审出来的获奖作品依然受到一目了然的质疑，那我想应该是制度的原因。作品水平好坏高低很正常，把坏作品评出来，就是制度的原因，要么是制度把评委们的智力降到傻瓜的水平，要么就是收买和恐惧使他们违心地投下让他们不安的一票。人在制度面前是多么渺小，评委们只是些啄食的小鸟。我们都在追求成功，但，是失败拯救了我们，请在这个时代相信边缘、民间、沉默对人生和生命的意义。

“东荡子诗歌奖”致力于推介和褒奖具有诗性和人文理想的写作，我们也将尽力把历届获奖者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圈。并尽量借用更多的通道和平台，把这种理想精神普及到更广泛的人群。
 

德宏：你之前说过，东荡子诗歌奖的目的是要确立汉语诗歌标高，繁荣汉语诗歌写作，褒奖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领域，写出具有伟大抱负的诗歌和对当下诗歌具有建设性的评论的诗人和评论家。那么，要推动东荡子诗歌奖走向更宽阔的平台，让东荡子诗歌奖在大众心中深入人心，东荡子诗歌奖还要做好哪些工作？

世宾：首先必须持之以恒地把奖办下去，这需要更广泛的民间力量的支持；其次必须把真正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评出来，这需要评委们的远见卓识；再者，我说朋友们是怀着对诗歌的热爱和对友谊的尊重走到一起，只有促进会的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在一起无私的奉献，才能让理想继续前行。“东荡子诗歌奖”只是一个平台、一个项目，我们必须把出版、翻译、创作、评论等工作做好，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可以经受检验的诗歌高地。推动我们这样做的，是视野，是勇气，是更广泛地团结和凝聚那些深邃的思想和富有良知的心灵。
 

德宏：首届东荡子诗歌奖在东荡子生前的居住地增城举行，你对增城的人文环境印象怎样？第二届东荡子诗歌奖是否还在增城举行？

世宾：增城在东荡子落户的这近十年里，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它的开放性和对文化的尊重，“十位诗人作家落户增城”、对“东荡子诗歌奖”的支持、“东荡子诗歌公园”的设想都是证明。能够让一个地方的人们活得丰富、高贵，必然是文化的深邃和繁荣。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以文化来确定城市的面目，以文化来定义一个城市的品味。第二届“东荡子诗歌奖”我们希望继续在增城举办，甚至今后成为增城文化的保留项目。
 

德宏：最后请你谈谈这次在增城举行东荡子诗歌奖的感受。谢谢！

世宾：感谢增城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也感谢增城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我们愿意借助增城的开放和热情，在这里多做一点事。“东荡子诗歌奖”的获奖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诗人和评论家，“东荡子诗歌奖”的操办者是一群富有理想和抱负的诗人，他们的合作和出现，必然推动增城的文化建设。我对增城成为中国的文化重镇充满期待。


 

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宋琳

1959年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年移居法国，曾就读于巴黎第七大学远东系，先后在新加坡、阿根廷居留。2003年以来受聘于国内几所大学执教。目前专事写作与绘画。 著有诗集《城市人》（合集）、《门厅》、《断片与骊歌》、《城墙与落日》，《雪夜访戴》；随笔集《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俄尔甫斯回头》；编有诗选《空白练习曲》（合作）。《今天》文学杂志诗歌编辑，《读诗》主编之一，《当代国际诗坛》编委。曾获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上海文学》奖等。

·授奖辞·

宋琳曾是1980年代“城市诗”的主力作者，其后很长时间他从读者的视野里消失，这部分地缘自他的去国，更多地则由于他的不事声张。经过多年的持续写作，宋琳诗歌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终于得以彰显：身处异域环境，宋琳借助自我对话的训练和对写作本身的专注，在他的诗中将流亡转变为一种漫游，并伴随“漫游”而衍生了一种“看”的诗学；他提出了“韵府是记忆的旧花园”，让记忆的千姿百态在语词构筑的音韵中得到勾画与定型，为“看”的诗学溶入了“听”的元素；宋琳还呼吁“朝向词根挖掘”，将目光投向了华夏文明的源头，试图从汉语的根性出发拓展诗境。宋琳的诗风典雅、纯正，同时保持着对当下现实的隐秘的敏感，诗中蕴含了对微小事物的尊崇与悲悯。当我们充满敬意地将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诗人奖授予宋琳时，感受到了一种发现的惊喜。
 

·答谢辞·

一首未写的诗

回想起来，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写诗已超过三十年了。对于人生来说，这个数字真是大得惊人。按古代元会运世的时间尺度来计量，三十年为一世，那么，此时长已属于天文单位了，它甚至超过了织女星发出的光到达地球的时间。我不知道我总共写了几首诗，但我确实写得很少，而且，能够使自己满足的诗则更少。李商隐的《燕台四首》我很喜欢，其中的两句“歌唇一世衔雨看，可怜馨香手中故”，颇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他这首诗究竟是写给谁的没有定论，而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欣赏，最感人的诗往往是对不可能之爱的吟咏，在这一点上，李商隐与但丁相似，后者曾写道：“爱，永远不会为被爱的人提供爱的理由……”。
    诗人写诗源于最初的爱是普遍的，对生活，对人，对自然，对语言，就像尘世之爱这种热病，一旦染上便终生难愈。它时而销魂，时而痛苦，时而欲仙欲死，最终，这古老而天真的一族无一例外地也都要与死神相遇（我们没有必要避讳死亡的话题）。叶芝关心他的最后一首诗，因为那是他诗人的生命与尘世的告别；张枣在离世前的病床上依然在写诗，他意识到诗歌这一告别的艺术本身是难以割舍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告别，都在消逝，并因此而受苦，诗歌安慰着我们的心灵，使之免于时间的伤害，这就是诗歌的神奇之处。人的各种境遇都在召唤着诗歌，一句写出痛苦境遇的诗使得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了，这多么不可思议。我理解的拯救不是免于我们不死，而是出离那些使我们陷入绝望，对未来失去信心的境遇，伟大的诗歌所给与心灵的能量是不可穷尽的，在这方面诗与终极事物相一致。
    我常听到“诗有什么用”的质疑，这就好比问“月亮有什么用”，因为没有它地球照样运行。但一个人如果要到月亮上去而又不想借助航天飞机，此时诗歌帮得上忙。已存在的诗歌是想象力的助推器。对于一个被诗性激发的心灵而言，月亮不再是冷冰冰的荒漠，而是一个可信赖的信使，千百年来人们将最珍贵的情感托付给它，思恋的、乡愁的、怀旧的、悲悼的……于是当我们读到“辛苦最是天上月”，或“薄薄的月色，一封航空信，塞进了门缝”，我们几乎是自动地被带入自古形成的习惯中，正是那词语和心灵相互吸引的万有引力形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传统。我曾说过，成为诗人是天性使然，这里我必须补充说，这种天性是可以培养的。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诗性文化的基因，唯一需要去做的是尽早发现它，换句话说，诗人的职业性不在于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之后能够写分行排列的文字，而在于用文字记录下心灵的每次真实颤动的急迫性。修辞不难，忠实于感受却很难，而将感受适时而准确地传递给他者尤难。
    诗有什么用？“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学诗，无以言”——孔子已提前为我们做了回答。所谓“观”就是见证，诗有见证历史的功能，诗性正义要求诗人成为见证者，这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气，甚至将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们只需了解一下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当代诗人中的一些生平事例就不难自己得出结论。见证者面临的风险之一是当代文化中盛行的冷漠，所以策兰悲愤地写道：“没有人/出来为这证人/作证”，而当米沃什说出“若不是我，别人/也会来到这里，尝试理解他的时代”时也感到灵魂的凄凉与折磨。我们每个人都目睹了时代的怪现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幸存之眼，如果我们能从本雅明观念中的历史天使那里获得启示，那么我们至少不会将灾难看成狂欢节，也不会加入周围的冷漠。在此，开放心灵，同时开放视听之区，以接纳外部世界，对恢复自由人的完整性而言，已然是一件急迫的事情。从事诗歌这门手艺的人也许永远是少数，但诗歌作为语言的财富却属于全社会，诗歌的精神，语言经过炼金术般提纯而产生的神奇的美，每个人都有权利分享。那么，“诗可以群”在当今即意味着，意识形态与金钱将人区隔，而诗反对任何形式的区隔，诗在本质上是一切破碎事物的黏合剂，它为心灵与心灵的感通和互动提供必要的“空间站”。
    诗歌必须介入现实，这是关于良知与道义的问题，介入是一种态度，包括反对鲁迅深刻地揭示过的看客人格和犬儒人格。然而介入现实不止于对当下事件做出回应，回溯往昔，对历史在人的记忆中的心理沉积进行考古式挖掘，从而还原真相或许是更艰巨的任务，更需要耐心与时间。当然，诗的介入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行动，它更多地是一种象征行动，它的目的是为世界塑造灵魂，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伟大诗人都怀有千岁忧和天下观。此外，持介入现实的态度并不妨碍在个人生活中选择隐逸，在目前的条件下，隐逸乃是一种不得已，是独善其身的不合作，是不和众嚣的悠然自处。隐逸主要指归源的生活方式及逍遥的内心状态，而不是权宜之计的生存策略，真正的栖居之地乃是纯真心灵这唯一的庇护所。
    无论人类的现状多么堪忧，前景多么渺茫，诗人的歌唇依然要去赞美——这无疑是最高的职责。二十年前我修改了一首写于1989年的诗，其中的两句是：

　　 因为爱，每一物都得到一张赞美的嘴，
         你呢？平分了我赞美的世界。

    我的大意是爱绝不抽象，它具体而真实不虚。当一个孩子问母亲“上帝是什么”，母亲将他揽入怀中，问他感觉到什么了吗？他感觉到的是体温。是的，爱是通过温度来传递的。且因为温度，生命从单细胞形态过渡到多细胞形态，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个常识。我们还可能忘记了另一个常识：恋爱中的人最懂得赞美，最不吝啬于赞美。因此我想说，让我们向恋人们学习吧。
当我被告知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给了我，惊讶之余我感到惭愧。我已经写出的诗歌并没有达到我理想中的高度，它们像脚印一样深浅不一，参差不齐，在较好的灵感状态中，我可能觅得过作为片段呈现的汉语诗韵的美妙旋律，但那必定是“妙万物而为言”的神灵的赐予。在我心里，永远有“一首未写的诗”在召唤我，令我着迷，那也许是一首每个诗人都在构思的，“公共的玫瑰”似的存在之诗，本原之诗，真理之诗，也许我终生无法企及它，但我相信显灵的时刻总会到来，会有人来到我们中间，把手放在我们的手上，告诉我们那本该知道的事情。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就有一年前仙逝的诗人东荡子，他以他喜欢的方式跟我们在一起。那么，请允许我将他说过的一句话读出来与在场的朋友们分享，以表达我对获此殊荣的感激之情：
    “我坚信从自己身上出发，从他人身上回来，我将获得真正的光明。”
　　（宋琳）

诗歌是一门手艺

     眉宇间透出白日梦者的柔和，/折射内心微妙的光束，/平静的目光落向一个地点。/颧骨略高，但鼻梁正直，/面颊的阴影燃烧着南方人的热情。//眼睛里有迷恋，也有疑问，/因见识过苦难而常含宽恕，/在美的面前，喜欢微微眯起。/额头不曾向权势低垂，/嘴角的线条随时愿意与人和解。//生命之树茂盛，秋天已临近，/风将把乡愁吹成落叶。/这张脸贴在手掌上能感觉它自己，/从镜中看着我时却变得陌生。/这张嘴化为尘土以前将把诗句沉吟。这首《三十五岁自题小像》是诗人宋琳在1994年写的一首对镜自省的诗歌，从诗歌中，我们不仅能嗅到诗人诚恳的写作态度，还能渗透诗人对生命的彻悟和热爱。作为中国第三代诗人代表之一，宋琳在30年写作生涯中，创作出了《城市人》、《门厅》、《断片与骊歌》、《城墙与落日》、《雪夜访戴》等优秀作品，他用爱与灵魂不断完成着个体的嬗变与对世界奥秘的解构。
 

　2014年11月，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出所有奖项，宋琳摘得诗人奖桂冠。在颁奖现场，记者幸运地采访到这位令人敬仰的诗人。
 

　 德宏：首先祝贺你荣获首届东荡子诗歌奖！在我的了解中，东荡子诗歌奖是由世宾、黄礼孩等当下一群优秀诗人为已故诗人东荡子发起成立的一个的当代汉语诗歌奖项，目的是要确立汉语诗歌标高，繁荣汉语诗歌写作，褒奖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领域，写出具有伟大抱负的诗歌和对当下诗歌具有建设性的评论的诗人和评论家。对此，作为首届获奖诗人，你有什么感想和看法？

　 宋琳：以英年早逝的诗人东荡子之名设立诗歌奖，本身就表达了对东荡子的敬意。中国文化有一个知音传统，他身前的友人世宾、黄礼孩、龙扬志作为他的知音，希望通过设立这个奖项传播他的诗歌精神，同时推动当下诗歌的写作，我认为是一个高尚的公益事业，况且他们的目标很高，更值得敬佩。获得这个奖是我的殊荣，应该说评委对我的诗有偏爱。我也要恭喜每一个获得提名的诗人，因为只要有一位内行的读者喜欢和认可你的诗，就足以说明你的写作具有意义。
 

　 德宏：在汉语诗歌写作领域，东荡子和你都是重要的诗人。在东荡子的诗歌中，他试图消除人类的黑暗。他认为诗歌是人的活动，同时也是人的理想，诗歌作为人已依赖的一种精神形式，一直帮助着我们对美和智慧的向往和追求，并帮助我们企图实现灵与肉的自由和愉悦的完美结合。东荡子是一位木匠的儿子，“让他们去天堂修理栅栏”，他说写诗是一门手艺。而你在答谢辞中也说到“从事诗歌这门手艺的人永远是少数，但诗歌作为语言的财富却属于社会，诗歌的精神，语言经过炼金术般提纯而产生神奇的美，每个人都有权利分享”，这在你的诗歌中大都可感同身受到。这点上，你们的理想与认知似乎是一致的，你如何看待？

　 宋琳：我和东荡子的家庭背景很相像，我的祖父和三个伯父都是木匠，我自己高中毕业后下乡期间也学过木匠。木匠活与写诗有相似之处，都需要技巧和专门的知识。选好的木料有时要等上两三年才能用，诗也常常如此，有的题材不能仓促，必须放一放。手艺人的一个特点是让别人满意还不够，必须得自己也满意，偷工减料是不行的，藏拙更不行。一件作品就是一个活计，每次都不允许失手。另外，木匠的工具都是自己打造的，诗人也得打造适合自己的工具，这样才有资格为语言服务。“去天堂修理栅栏”——多美的想象！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为天堂修理栅栏，至少可以歌咏天堂里的木匠。
 

　 德宏：“因为爱，每一物都得到一张赞美的嘴，/你呢？平分了我赞美的世界。”我很喜欢你的这句诗歌。你曾是80年代“城市诗”的主力作者，后于1991年移居法国，并就读于巴黎第七大学。先后在新加坡、阿根廷居留。2003年以来受聘在国内一些大学执教。这些经历（特别是国外的文化差异）是否影响你的诗歌创作？

　 宋琳：国外的游历让我体验到什么是文化差异，也从差异中发现了文化同源。语言、习俗、宗教信仰不同的地方，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一样的。自由、和平、爱、亲情和友谊、互助和健康快乐、正义感、对美和自然的喜好等等。孤悬海外的客愁曾使我的诗歌调子忧郁，但远离母语环境也让我对母语的诗性之美有了更强烈的向往。比较一地与另一地，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你必须在内心进行不断的“翻译”，这对诗歌写作是很有益的，你的话语或许会获得某种多重性而不那么单一了。
 

　 德宏：当阅读到一个好诗人的好作品时，我通常会与其他好诗人的好诗歌作比较，你的《三十五岁自题小像》我就与张枣的《镜中》比较过。假如你是一位诗歌评委，你认为一首好诗要具备哪些标准？

　宋琳：我从未设想过将《三十五岁自题小像》与张枣的《镜中》比较阅读会产生什么效应，也许是自画像和肖像画的不同？我做过“安高”诗歌奖和“天问”诗人奖的评委。大抵一首好诗应该匠心独照，意象偶会，情景妙合，特征显著，一眼就能让高明读者辨识，并能引起或高昂或深沉的情绪反应，且经得住反复阅读。好诗总是能让人销魂的。
 

　 德宏：诗人时刻都在搬弄“词”。你提出了“朝向词根挖掘”的诗学，将目光投向华夏文明的源头，试图从汉语的根性出发拓展诗意，这个“词根”是否就是指“华夏文明的源头”？汉语诗歌是否就是一项带着社会属性的“浩瀚工程”？

　 宋琳：汉语的词根就是原初字性，汉语的造字法具有字性思维的特点。每个字都是形音义三位一体，造字的浩大工程有一个整体结构的天才构想，不可思议。所谓挖掘词根，指的是回溯这种文字的诗性之美，它的文化和历史承载，这需要借助文字学的微观工具，对去古汉语化之前的表达形式进行一番勘探，看看哪些功能没有被用罄，哪些词可以被重新擦亮。现代汉语诗歌的声律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光涉及音步的安排，与词语间微妙的配合而形成特殊的音调及转接隐曲之意蕴也大有关联。可以说，现代诗性就来源于原初字性的再发明，这同样是一个浩瀚工程。
 

　 德宏：你的诗风纯正、典雅，诗中蕴含着对微小事物的崇敬与悲悯，这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你认为诗人应该且必须担当建设社会的责任吗？

　 宋琳：微小事物是容易被忽略的事物，比如一道泪痕、一次遗忘、一个征兆、受苦人无告而麻木的眼神、对小恶的容忍、集体无意识对个体的伤害、长期被规训的人言语或行为上的习惯，包括对他人的不信任等等。诗歌的职责是对人类心灵的呵护，尤其是对卑微者、弱小者心灵的关切。但诗歌的行动主要是一种象征行动，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主要体现在书写伦理中，这并不妨碍在具体生活中成为一个勇于担当的个体。
 

　 德宏：你几次提到“一首未写的诗”，每个诗人都在构思的——“公共玫瑰”的存在之诗，本原之诗，真理之诗。这首“未写的诗”是否永远是诗人心中的一首“未来之诗”？你是否能预言相信只要东荡子诗歌奖精神的存在和继续，总有一天，诗人们会写出这首“未写之诗”，当然这个诗人可能就是你？

宋琳：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未选择的路》是这样结束的：“树丛中有两股岔道，/而我走的那条路行人稀少，/这就造成了一切差异。”要写出你说的“未来之诗”，既需要很高的抱负，又需要走一条人迹罕至的路。寻找圣杯的中古骑士是各自分头去找，或许这就是民主精神的真正体现。那么未来之诗应该也是一首大家梦想中的民主诗篇，新的神话诗篇，每个诗人都是潜在的人选，都是受雇于这个伟大梦想的歌手。
 

宋琳的诗
 

雪窦山观雪

悬水三十仞，像一个恐高症
它不跌落，你只有仰脖
用悠然测量它的高度
说不出它的极简
制造出几种危险

它的无声，不增不减
水循环水，龙或跃于渊
或隐于潭，还不到吓唬你的时候
蛹忘记了自己，做着一个蝴蝶梦
一天酷似一万年

不见雪窦，唯有漫天鹤
落向你，想在你身上筑巢
沿着剡溪，谁放飞了逍遥
洞府里藏着一个桃花源的气候
谁若想拿云就不要伸出手

石头立雪，老虎转山
枯树凋梅，无非道侣
一个癫僧在雪地上写下语录
另一个背着布袋踢踏跳舞
哈哈大笑你脸上的劳迹

一只重显禅师诗中的兔子
站在古道上将你迎候
它要考一考你，怎样用脚踵呼吸
童子一前一后，下山去送信
寺钟震落了树冠上的晚晴

 

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奖：耿占春

耿占春（[木刻]:王嶷）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失去象征的世界》；随笔著作《痛苦》，《话语和回忆之乡》，《沙上的卜辞》等；另有社会思想随笔和诗歌写作。

·授奖辞·

耿占春的诗学理论和诗学批评植根于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个人体验，这使他的批评话语摒弃了空洞的术语堆砌和肤浅的观念争辩，获得了当下性和生命的永恒性相结合的丰沛血液——呈现出准确、生动、华彩的品质，洋溢着穿透迷障的生命激情。耿占春基于对历史的洞见和现实的同情，建立了一套“痛苦诗学”的批评话语。在他的批评文本中，我们可以辨识到一个觉悟了的生命，他痛彻地体验到了时代和历史的荒谬、生命的疼痛和活着的不屈；他依靠个人的感受力、体验力和对世界的信任，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开辟出一个“意义延迟”的诗性空间。这个空间有历史迂回的咏叹和生命在浩渺时光中沉默的尊严，有对悖论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性感同身受的理解。他的诗学理论和诗学批评，为当代的汉语诗歌写作开辟了一条具有宽度和广度的路径。
 

·答谢辞·

诗人当成为母语中永久的主人

 
   东荡子在他的一首诗《异类》中这样描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命运：“今天我会走得更远一些/你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异域/你们没有言说过的话，叫异议/你们没有采取过的行动，叫异端/我孤身一人，只愿形影相随/叫我异类吧/今天我会走到这田地/并把你们遗弃的，重又拾起”。

　 在这样一个时刻，请容许我对东荡子的“异类”做一些简要的或许是个人化的阐释。对于诗人来说，或者，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才叫异域，语言就是一个人自身的异域，一个诗人唯有突进到语言的异域性之中，才能够对陌生的事物、生成着的可能性或微弱的希望进行书写。因此，“神性的”事物对于东荡子来说既是一种语言中的异域性与异质性，又是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上他所追逐的、生成中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一个诗人通常不是他的“母语”中的主人，而是母语的“客人”。

　因为一个诗人自身总是随身携带着异域性与异质性，他就是一个持有“异议”的人，一个不受欢迎的“异端”，被视为“异类”或遭遇边缘化。因此，东荡子所说的“走得更远”的意愿中既包含了一种离真实更近、离生成着的希望更近，又包含着一种自我放逐的意味。从文明史的叙述来看，总有人在为一种异端感知和异议观念而受到惩罚，但这个世界常常忘记，异议者并不是只拥有一种观念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也并非局限于一时一地，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会因为新的理念与生成着的希望召唤着另一个时代，而一切异域的人们因其饱受的痛苦与勇敢的探索而成为他的另一个自我；对异议者而言，一切异域都是未曾抵达的故土，而生活的故土因为其流动性也早已成为知之未详的异域。一个诗人就是自我的他者，一个异议者通常对自身的观念也会持有异议，他的内心拥有敏锐的感知与复杂的观念，在不同的论域和层面上，被视为异端的人往往拥有许多生成中的观念，他该为哪一个观念受到惩罚、为哪一个观念接受奖赏？

　 而不可思议的是，每一个貌似“孤身一人”的异类都并非是这些异端观念或异议的主人，如果以为某个异议是一个人的独创，那就是抬举了这个人。善的理念或真的理念，民主和自由的观念，是人类共同体的创造，而那些因为“异议”被称为“异端”、“异类”的形影相吊的孤单的人，他只是某种人类理念的短暂化身。就像泥菩萨或石雕是菩萨观念的一个化身，摧毁那些泥土或石头的化身，最多是毁坏了一种艺术，但因为一个人怀有言论上的异议或行为的异端，因为他心中的感知、良知与理念折磨他的肉身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那是一种能够感知双重疼痛的生灵。不要忘记，一个诗人是这样理解“异议”和“异端”的：“今天我会走到这田地/并把你们遗弃的，重又拾起”。从文明史的叙事不难佐证，所谓的异议和异端，通常所秉持的恰恰是人类思想的公理体系，但因其与制度的惰性和犬儒主义相冲突而被遗弃了。

　 一个不能容忍异议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那意味着这个社会遗弃了异域性和异质性的东西，遗弃了陌生的、新的和富有可能性的事物。然而一些人愿意把“异类”作为自己的称号却意味着一种希望，这个希望不因为其渺茫而被再次遗弃，正如东荡子生前最后的诗篇《相信你终会行将就木》中所说的，“在泅渡的海上/放弃稻草和呼救的人，是可耻的人”。或许，因为一些人没有放弃脆弱的稻草和微弱的呼救，才有人被召唤来接受一个已走向更遥远的异域的人的名字为荣誉的奖项，这个名字就是“异类”，它提醒我们，走向异域是我们的命运，保持异质性是写作的职责和语言的活力之所在。最后，我想表达的是一种致谢，感谢组委会与评委会，感谢诗人的姊妹，唯有当一个诗人越来越远的离开这个世界时，他才能被接纳进自己的母语，成为母语中一位永久的主人。此刻也是我们大家重新接纳一个诗人成为我们母语的主人的时刻。

谢谢大家！

（耿占春）

一个批评家眼中的“异类”

曾荣获第七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今天又摘得东荡子诗歌奖桂冠，耿占春在诗歌批评领域无疑有着重要话语权。他以自己富于诗意和创见的写作，把批评重新解读为对想象力的发现，对自我感受的检验和表达：在知识的面具下，珍惜个体的直觉；在材料的背后，重视思想的呼吸；在谨严的学术语言面前，从不蔑视那些无法归类的困惑和痛苦。
 

　 采访他就是从东荡子的诗歌《异类》开始的，或者说是从诗人的“困惑和痛苦”开始的。
 

　 德宏：东荡子有一首诗歌《异类》，你在答谢辞中几乎通篇都提到“异类”这个词，记得批评家洪治刚在《你允许一个生灵在穷途末路的山崖小憩，可我灼伤的翅膀仍想扑向火焰》一文中也提到东荡子是一个“异类”，请问这个“异类”指什么？特殊的一类吗？

　 耿占春：“异类”借用的是东荡子一首诗中的概念，这个词与怪异举动和怪癖习性无关，也与古代社会中文人式的狂狷无关，在今天，异类这个观念至少有着两方面的思想含义，一是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所针对的类似于宗教裁判所之类机构或机制的批判，这类机制摧毁了一个社会的自由精神和思想创造能力，从而也取消了制度创新或制度更新的可能性；异类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指，在一个日益趋同化、同质化的生活世界上保持差异、非同一性和异质性的意愿，它指向一种更宽广的对于人类自由的理解。后者指向的是人们所说的后现代思想的核心。
 

　 德宏：你是一位批评家，你认为诗人必须是像东荡子这样卓尔不群的“异类”？甘当或者愿意承受这个“异类”角色？

　 耿占春：“异类”不是一种类型，异类恰恰是非类型化的、自由的个体，东荡子自然属于他自己诗篇中所说的“异类”，但是还有各种彼此不同的“异类”即自由发展的个人。这意味着异类不是“怪异”的类型，而是在普遍异化状态中某种意义上“返璞归真”的人，或尽可能做一个“本真性”的人。
 

　 德宏：“天暗下来，朋友要一生才能回来”、“灰烬是幸福的”、“蔑视神灵和光阴”，东荡子圣经式的诗歌开启了一个高于现实的诗歌世界，使人从软弱、怯懦、犹疑的可悲命运中脱身出来，这样的诗歌写作与您创导的“痛苦诗学”批评理念契合吗？

　 耿占春：哈哈，我创导过“痛苦诗学”吗？不过我确实写过《痛苦》，写过一些读起来不轻松的文字。我想不是诗人愿意如此，而是社会生活太多的负面经验使然。诗人的感受力是向整个世界敞开着的，诗歌本身的存在价值就是在生成一种敏感性。痛苦或许就是敏感性的产物，而没有这种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感受力的敏感性，一切其他价值认知或意义的辨认都无从说起。尽管东荡子的诗歌语言的确有着某种经文风格，但他话语中的神圣性确实来自于负面经验。不同的是，诗人总能把负面经验转化为一种新的意义资源，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诗句，东荡子诗歌中的这一特质不难辨认，诸如“失败者举起酒杯，和胜利的喜悦一样”，还有“选择一件失败的事，也有你的成功，把它忘记”这样的表达。
 

　 德宏：诗人用自己的方式体验着时代和生命的矛盾与痛苦，将矛头直指世界光明的种种可能。批评家用自己的方式一层一层拨开诗歌神秘的面纱是否也体验着这些矛盾与痛苦？

　 耿占春：是的，批评活动并不仅限于诗歌内部和文学文本自身，一个批评家必须像那些优秀的诗人、作家一样将观察、感受和批评的激情投向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除了经验直观的看待世界，批评家还必须有一种“抽象直观”即结构性的理解世界的能力。因此在他体验着矛盾与痛苦时，他的感受是具有认知性的，唯有如此一个批评家才可能在深邃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阐释诗歌文本。一个批评家总是同时体味着“感受力的遇难”与“认知力的幸存”，即体味着痛苦的感受与认知的增长所带来的快感。
 

　 德宏：你的《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把象征的存在与消失，阐释成了人类生存境遇的某种寓言，以及自我认知的诗学途径。这个“象征”是指什么？这个世界失去了“象征”的感知和感召力？

　 耿占春：大家知道，古代社会采取了宇宙论形式，或宗教象征图式，一种超越人类社会的隐秘结构、超验力量或宇宙之道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秩序及其原型。这一象征图式及其符号世界将一种神话结构投射到人类社会秩序之中。在过去的象征主义观念中，一个事物、一种颜色、一个地点、一个日期的意义与文化象征图式赋予它的内涵有关。象征的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性的世界。旧制度的崩溃伴随着宇宙秩序及其符号象征体系的最终解体。在此意义上，白话文不仅意味着语法结构的解放、散开与逻辑化，白话意味着从语言符号的原始象征主义返回到语言的现实主义场景。一种经验论的思潮在取代思想中的先验象征含义。

　　今天我们置身其中的事件及其过程，既不是混乱无序的表象，又不可能纳入一种由符号完成或终结了的象征秩序。每天发生的事件是偶然的、具体的、个别的，又处在并不明晰的某种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凭借着什么才能觉察到每天的生活事件同时也发生在历史的层面上？或许历史性本身越来越像是一种关于“起源”、“终结”之类的叙事话语所构造的幻觉呢？就像生活的意义感或许是从圣言到诗歌话语的剩余物呢？而今，我们在觉察个人和社会事件时，既不知道这个细节或情节构成了怎样的历史叙事，也不知道这个细节或情节是不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当下生活或叙事的“结尾”，因为新闻叙事只有无数的开头，新闻叙述每天开头，从不提供结尾，即没有完整的有逻辑的叙述结构。或许没有连续性的新闻话语、没有故事预设结构的新闻叙事才第一次符合了人类生活的虚无性？尤其是个人生活的瞬时性？
 

　 德宏：批评家要做哪些工作才能帮助这个世界找回失去的象征？

　 耿占春：我没有找回失去的象征的想法，而且必须面对这一现实，报纸、网络媒体强化的不是事物之间的联系，而是大量互不相干的事件的并置，像一幅精神分裂的面孔，像一个小丑的面孔，每种官能、每块肌肉、每种表情之间都不协调，它们怪异地组合在一起。自报纸尤其网络出现以来，人们接受互不相关的事件的能力提高了，人们接受互不相干或又相互干扰的声音的能力提高了。在关于现实的小说、戏剧或历史著述中，我们接受的是一种时间上连续性的叙事，我们在所有的事件中寻求的是相关性，是事件的逻辑与可理解性，是开始与结束，起源与终结；即使在局域网的页面上，这一切都不见了，没有事件、人物的连续性叙事，所有并置在一起的事件之间没有逻辑层面上的可理解性，自然，也没有结束、结尾或终结。没有最终一幕。同时性是唯一的逻辑，一切事物与事件的同时存在、一切事件的并置是唯一的依据。

　　新闻或网络上的每一件事孤立地看都似乎是经过合理编排或可以理性地加以认知的，但所有事件的并置就是一种同时性的无理剪辑。互联网呈现的是一种社会无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犹如诗歌是个人无意识的呈现。在媒体人看来，我的这些想法是不是也有点“异类”呢？
 

　 德宏：当下诗歌界很大一部分诗人都在小情小愉、自我狂欢，这与“异类”诗人格格不入，你怎么看？

　 耿占春：每个领域都有这样的情况吧？至少这样的人在生命的某个瞬间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德宏：在增城获得首届东荡子诗歌奖，有何感想？你对增城的印象怎样？增城的人文环境如何？以后还回来增城吗？

耿占春：多次来广州，可能是第一次来增城吧，在我看来，有时候有一些“异类”被当下误解，另有一些怀着同样想法的人得到了一个奖励，或许是因为他使用了陌生的、异类话语？这件事在我看来跟增城一样带来一种扑朔迷离的感受。
 

耿占春的诗
 

当一个人老了

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

他是自己的赝品。他模仿了

一个镜中人

而镜子在模糊，镜中人慢慢

消失在白内障的雾里

当一个人老了，才看清雾

在走过的路上弥漫

那里常常走出一个孩子

挎着书包，眼睛明亮

他从翻开的书里读自己

其他人都是他镜中的自我

在过他将来的生活

现在隔着雾，他已无法阅读

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

他的自我还没诞生

这样他就不知道他将作为谁

愉快地感知：生命并不独特

死也是一个假象
 

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奖：西渡

1967年8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大学期间开始写诗。1996年以后兼事诗歌批评。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部分诗歌译为法文，结集为《风或芦苇之歌》。其他编著作品有《太阳日记》、《北大诗选》（与臧棣合编）、《戈麦诗全编》、《骆一禾的诗》、《戈麦的诗》、《先锋诗歌档案》、《访问中国诗歌》等。

·授奖辞·

　 西渡是喧嚣时代一位专注诗歌事业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实践立足于诗歌本体的敏锐感知，融合中国古典抒情传统和西方现代诗学视域，努力回到历史与文化语境考察诗歌的生成奥秘，是当前诗坛难得的“行家的批评”。西渡坚持用理想守望理想，通过倾听实现倾听，他的诗歌解读机智冷静，充满洞见。他从主体理性出发追问诗歌的理由，积极探讨语言艺术的疗治与拯救如何指向存在之爱，丰富人的诗意栖居可能，但又对诗歌介入个体世俗空间的方式保持高度警惕。西渡的批评工作阐释了批评本身应当承担的道义和责任，体现出忠实于内心的正义与良知。
 

·答谢辞·

批评是诗歌之父

获得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论奖”，对我完全是意外，然而，也是极大的光荣。当我得知自己和耿占春先生一起获得这一荣誉时，更让我感到压力和惶恐。耿占春先生在当代诗歌批评领域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这一专业的贡献是我这样一个业余的作者所不敢望其项背的。从大学毕业起，我就一直从事着一份特别繁重、黏人的职业，写诗只是我的业余爱好，诗歌批评更是业余的业余。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获得这样一份旨在表彰在诗歌创作和批评领域做出专业贡献的奖励，尤其让我感到其沉甸甸的份量。感谢“东荡子诗歌奖”的设立者，感谢各位评委，感谢诗歌。尤其要感谢已故诗人东荡子，我们今天在此相聚，正是以他之名。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东荡子在诗歌领域几十年始终如一的工作，建立了一个充满人性尊严和诗意魅力的诗歌世界。他的离去使得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面相失去了继续恢弘光大的可能，其中的损失是每个热爱诗歌的读者都能感到的。如今，诗人自身已经成为诗歌的一部分，成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力量的一部分。正是借助这一力量，人类才得以熬过所有那些黑暗、艰难的日子。在这个物质的力量不断膨胀，而人越来越变得渺小的时代，我们尤其感到需要这样一种“不断消除黑暗”的力量。

     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爱好诗歌的人们设立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奖来表彰和激励那些为诗歌做出了贡献的诗人，但对于诗歌批评的表彰和奖励，人们的表现却有些吝啬。“东荡子诗歌奖”的设立者在这一奖项中专设评论奖来激励从事诗歌批评的人们，表现了其与众不同的卓识。而在首届评奖中，评委会破例将评论奖同时授予两位批评工作者——比获奖诗人还多出一位——表明了评委们对诗歌批评的关注和推动诗歌批评工作的决心。基于对“东荡子诗歌奖”的设立者和评委会鼓励诗歌批评工作的初衷的赞赏，接下来，我想对诗歌批评的性质、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关系作一番粗略的探讨，以此表达我对诗歌奖的设立者和诸位评委的感谢之忱。

从1980年代以来，诗歌界就流行一个批评比创作落后多少多少年的说法。这个“多少”依说话者的心态和对自身诗坛地位的满意程度而定，但是认为批评落后于创作却似乎是很多当代诗人的共识。这显然是以一种功利的态度来衡量批评工作，潜意识里把批评看成了诗歌写作的附庸。尤其那种以自身是否得到承认或承认的程度来判断批评落后与否的意识，不仅是对批评的不尊重，也是对诗歌本身的不敬——它在取消批评的独立性的同时，也损害了诗歌的独立性。正如诗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批评也有自己的问题要了断。批评家的问题和诗人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重叠。某些诗人指望通过别人的批评确立自身地位的想法是幼稚的，也是缺少自信的表现。如果你不是邓恩，没有哪个艾略特能把你变成邓恩；如果你不是荷尔德林，也没有哪个海德格尔能把你变成荷尔德林。在确立诗人的文学史地位、肯定诗人的成就，引导读者对诗歌的理解上，批评当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批评的目的却不在于此，或者说，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此。我认为，批评和诗歌创作一样，也是一种想象诗歌的方式，最终它们都是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是的，批评和创作同样是一种想象。在批评家的工作中，想象的能力也和在诗人的工作中一样不可或缺，只是批评家和诗人所用的材料不太一样。诗人利用自身和他人的经验以自由的想象来重建世界的秩序，批评家则主要以诗歌文本，当然也还有自身的经验为材料以自由的想象来重建文本的秩序——但归根结底，批评家重建的还是世界的秩序，一个非物质的、属于心灵的世界秩序。我甚至认为，批评家的想象和诗人的想象一样也有其随机和即兴的性质。批评家的工作也需要灵感，带有人类想象所特有的那种不可重复、充满魅力又令人迷惑的特征。就是说，批评家的工作和诗人的工作一样，主要不是依靠严峻的逻辑力量的推动，而是依靠热情的想象的激发。一个合格的、有出息的批评者所面对和处理的不会是某个诗人或某个诗人集团，他也不会将自己局限于当代的文本，他所面对的是骆一禾所说的属于人类共享的、包揽古今中外的“诗歌共时体”。也就是说，批评家的工作是独立于诗人的，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诗人，甚至任何一个具体的时代，他并不必然要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他的责任和义务只对诗歌。正如诗人只对自己的尊严和骄傲负责，批评家也只对自己的尊严和骄傲负责——诗人和批评家的成果同属于“最高虚构”。诗人的工作成效取决于他的想象的质量和它们在语言层面实现的程度，以及他对于世界的爱情，批评家的工作成效同样取决于这些因素。对于世界的爱情，毫无疑问，既是诗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也是批评力量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为了这份爱情，诗人才写诗，批评家才从事批评。有所不同的是，诗的魅力来源于诗人的直觉思维（想象）以及语言的视觉、听觉、意义的综合效果，批评家则在上述诸因素之外还需要从逻辑上说服他的读者。但在诗歌批评工作中，逻辑并没有把他的工作变得容易，相反，它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批评家要把想象的成果以一种逻辑的语言呈现出来，其中甘苦凡是做过一点批评工作的人都会深有体会。

     批评家的工作独立于诗人，但诗的创作却并不独立于批评，相反，在写作中两者始终难分彼此地纠缠在一起。通常我们都认为写作先于批评，批评是继写作而来的一个属于第二位的行动。如果我们单独观察批评家的工作，似乎确实如此。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诗人的工作，这一关系就被颠倒了。对任何一个诗人来说，阅读总是先于写作。实际上，没有阅读就不可能有任何写作。在这一点上，诗人东荡子也表现了他不凡的见识，他曾经颇为决绝地把自己的写作命名为“读者的写作”。当然，东荡子所说的阅读并不止于一般意义的文本，还包括自我这本无穷之书。事实上，任何天才诗人的写作在其初始阶段无一例外地表现为阅读的一种增值行为。而任何阅读都伴随着批评，或者说阅读本身就是批评。由此来看，创作倒恰恰可能是批评的副产品，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写作本身加以必要的观察和反思，便会发现创作行为本身同样始终伴随着批评，对现代诗的写作来说尤其如此。现代诗是一种反思的诗歌，它的起点就是对诗这个概念的不断重新思考。而这正是批评的工作。实际上，如果没有批评的参与，我们不能写出任何一行诗。也许我可以说，诗人是作品的生母，批评家则是作品的生父。当然，这个生母和生父实际上是二而一地统一在同一人身上。所以，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必然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尽管他可能没有发表任何批评文字。从世界范围来看，哪一个现代大诗人而不同时是大批评家呢？在此，我还要做一个大胆的推论：任何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也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尽管他可能从来没有发表一行诗。他只不过是把他的诗歌才华，把他的诗的热情转移到批评工作中，并以批评的形式展现出来罢了。缪斯女神的赫利孔山上居住着诗人，也必定有着批评家的一席之地。

      批评的工作是一种想象的工作。因此，最有资格和条件从事批评工作的正是诗人。但是，一直以来占据着人们头脑的、把批评视为第二位的工作的偏见，使得不少诗人对批评抱着鄙薄的态度。更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认为批评工作会损害诗人的创造力。正是这种意识和态度，造成了优秀的批评家比之诗人如此稀少的事实。而事情本不应该如此。如果说当代诗歌批评落后于当代诗歌是一个事实，那么其责任恰恰在诗人自身，而不是批评界。其实，对诗歌来说，不存在什么写作者和批评者的二分圈子，只有一个写作和批评共生的诗歌共同体。目前批评相对于诗歌写作不尽如人意的事实无疑损害了我们的诗歌。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诗是在写作和批评的双向互动中成长的，它既不能缺少诗人的母爱，也不可匮乏批评家的父爱。从根本上说，批评也是一种推动诗歌写作的创造性力量。因此，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诗人改变对批评的这种鄙薄态度，投入到批评工作中来。这对于诗人和批评家共同的诗歌事业将有百利而无一害。我相信诗人对于诗的热情本来是会激励他们投入到批评工作中来的，让他们对批评工作裹足不前的，只是那种对批评的世俗偏见。我想，现在是扫除这些偏见的时候了。

（西渡）
 

任何阅读都伴随着批评

     为了拟定对西渡的采访提纲，我查阅了他的一资料，知道西渡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作为批评家，他不仅对当代诗歌持有独到见解，而且还为诗歌教育做了不少普及工作。他说，任何一个优秀的诗人都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他还说，任何阅读都伴随着批评。


德宏：在当下汉语诗歌写作领域一度有一种说法：批评死了。一方面“批评”领域没诞生“大师”，另一方面诗人与批评家追名逐利，相互利用，诗人借批评家之笔捞取江湖名声，反之，批评家也一样。这是诗人自身的不足，还是批评家正义与良知的缺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西渡：其实，批评从来没有死。只要写作不死，批评就不会死，因为任何写作在其自身内部必然伴随着批评。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诗歌的成就也必然包括了批评的建树。事实上，当下并不缺乏优秀的批评家。至于有没有大师、谁是大师，我想我们最好不做预言家。大师是后人追认的，自己糊一顶纸冠顶在头上，只能使旁人失笑。我看，那些“大师”情结浓厚的诗人和批评家，最终都难成大师。大师在我心中是热爱诗歌甚于一切的人，是把全副心思用于工作的人。但是，我们这里“批评”的生态确实不太好。正如你说的，批评被功利化了，诗人试图假批评以确立“江湖地位”，批评家也想依附某些诗人和诗人集团来自高身价。这种状态同时损害了诗和批评的声誉。至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无知，对诗的无知，也是对批评的无知。对诗拥有真知的诗人和批评家，不会陷于这类浮名的泥淖。虚假的批评不可能遮蔽所有人的眼睛，更不可能遮蔽后人的眼睛。真正的批评必出于对诗歌的热爱，并且只对诗和批评家自己的艺术良知负责，绝不会做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附庸。
 
德宏：你是一位批评家，也是一个诗人，你是怎么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西渡：当我开始写诗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批评家。我第一次拿起批评的笔是在戈麦去世以后。戈麦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诗人。但他离世的时候，只发表过十来首诗，世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为了向人们介绍戈麦的诗，我在一种毫无准备的情形下，第一次拿起了批评的笔。后来批评的稿约渐多，不知不觉精力的主要方面就放在批评上了。我不是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或者背后有一套稳定的理论支撑的批评家，我的批评知识或者说得大一点批评见识，主要来自写作和阅读的实践。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对我来说是并不矛盾的，它们以不同的文体共同表达了我对于诗歌的想象。当然，这两种文体的写作方式是很不相同的。毋庸讳言，诗歌写作带给作者更多的快乐。批评写作虽然也有类似诗歌写作那种发现的快乐，但其密度和强度毕竟要稍逊一筹。我同意西塞罗的看法，散文比诗更难。批评需要克服的困难更多，也更有挑战性。我愿意接受这种挑战。要说两者在我这里有什么冲突的话，恐怕主要在时间上。批评的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而我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最缺少的就是时间。近几年我自己的诗就写得很少。现在我也是人到中年了，深感一辈子的时间太短了，还有那么多的书没有读，还有那么多工作没有做。人真该有两辈子的生命——即使只为了读书和写作。

德宏：你对自己的诗歌有过批评吗？

西渡：我偶尔也应邀对自己的诗做过一点解释。但总的来说，我对自己的诗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诗人把诗写出来了，他对作品的任务就完成了。应该由作品自己去寻找它的读者和阐释者。实际上，批评的热情是由诗歌中的秘密激发出来的。对自己的诗太熟悉了，没有那种探秘的热情，恐怕不容易产生好的批评。换言之，只有在他者那里，才会激发出批评的对话和发现，从而为作品增值。某种程度上，作品正是为这种发现和对话而写。诗歌作品的人性就体现于此。自我阐释很容易陷入同义反复的循环，达不到为作品增值的效果。

德宏：批评家有义务承担道义和责任吗？批评家怎样才能体现内心的正义与良知？你认为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西渡：批评是批评家想象和呈现诗歌的方式。批评家只对诗歌负责。批评家的工作合格与否，要看他能否通过他的工作领悟诗歌的奥秘，发现诗歌的美好、神奇、微妙，并把这种领悟和发现传达给读者，使读者感同身受，进而使读者的心灵有所改变。斯蒂文斯说，诗歌的目的就是为人的幸福做出贡献。我想，批评家的工作也应该对人的幸福有所贡献。当然，我说批评家只对诗负责，并不是否认批评家作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种责任和义务，批评家和任何人没有差别。诗人最重要的素质是热爱诗歌，批评家也一样。热爱是一切才能的导师，也是一切道义和责任的起点。我认为一个好的诗歌批评家一定是一个能够充分享受诗歌快乐的人。也许，这才是真假批评的试金石。

德宏：记得你在答谢辞中提到东荡子：“诗人自身已经成为诗歌的一部分，成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力量的一部分”。你的意思是说东荡子与诗歌已经“合二为一”？

西渡：我的意思是，东荡子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为自己在诗歌的国度赢得了光荣的一席之地。诗歌创造诗人，诗人最终归于诗歌。这不是诗人的宿命，而是只有优秀诗人才能获得的犒赏和福分。诗歌王国的签证是严格的，只有真正的诗人才有资格入境。很多生前声名显赫的诗人并没有为自己赢得这样的一席之地。

德宏：你认为东荡子诗歌中哪些特质成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力量的一部分？

西渡：东荡子作为一个诗人，有一个不同于一般诗人的特质，那就是他从来都不光是为了好诗而写作的。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点在他身上是一开始就如此的。写出好诗的念头吸引诗人，似乎天经地义。但是东荡子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更高的地方。他想要的不是好诗，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经过几十年的工作，通过不断消除自身和生活的黑暗，他成功地构建了这样一个世界，完成了“一个人的理想”，也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人”。这是一个清澈、澄明、充满活力的世界，带着人和世界相遇、相认、相知的惊奇、神秘和喜悦。诗人说，“从自己身上出发，从他人身上回来”，这是对人性的极其深彻的理解。他把这种理解赋予了他的诗歌，事实上，诗人把他生命的精华赋予了诗歌。东荡子诗歌世界的“人性”和“完全”，与破碎、支离、阴郁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提醒我们另外的生活可能。这就是我所说的诗歌理解世界的力量。诗歌的力量不是一种让我们俯伏于现实的力量，而是一种引导我们从现实离开和出走的力量。东荡子的诗具有这样的力量。

德宏：你把诗人比作成“生母”，批评家比作成“生父”，这个比喻既新奇又贴切，你能解释得更具体一些吗？

西渡：任何诗歌作品的完成都离不开创造的力量和批评的力量的亲密合作。实际上，诗人既是作品的生父，也是作品的生母。也就是说，诗人身上必然同时拥有这两种力量。古典主义强调批评力量在写作中的作用，贺拉斯说判断力是创作的开端和源泉。从浪漫主义开始，诗人们开始倾向于强调创造力的作用，把想象抬升到最为崇高的位置。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批评的力量什么时候也没有退出过诗人的工作，否则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完成——除非诗人立意只为读者提供一堆碎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塔索曾提出“理性的想象”和“理性的幻想”的概念。我认为这两个概念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理想的诗歌是最狂野的想象之马，在最严峻的理性骑手的驾驭之下。

德宏：任何阅读都伴随着批评，或者说阅读本身就是批评。阅读是通过眼睛与大脑“获取”，批评是不是指在阅读中“获取”的过程？或者说批评介入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

西渡：任何阅读都有批评介入其中，这一点毫无例外，只是介入的深浅和程度有别而已。阅读是一场读者与作品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对话，所以它从来不是被动的。作品以其所拥有的全部力量——作品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能量集合体——施压于读者，读者则以其自身的心灵力量给以回应，对话就在这个双向作用中展开。合格的阅读将激活读者的全部心灵力量，唤醒他的知觉、情感、判断和想象参与对话。也就是说，批评和反思在阅读过程中从没有一刻缺席。由此，阅读也是一件最富于个人性的事情，而且是维护我们个人性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显然，对话的成功取决于读者和作品在心智、视野、知识上的某种平衡。读者的批评能力越强大、越全面，在阅读过程中渗透越深，阅读的自觉性越高，阅读也就越深入，阅读的收获也就越大。从另一角度看，阅读实际上就是最广泛的批评实践，读者的感受力、判断力、鉴赏力和审美力以及有关技艺的知识，也许还有创造力，正是在日复一日的阅读中得到涵养、培育、锻炼和提升。所以，做一个读者也就是做一个批评家。在我看来，世上最大的幸福就是做一个合格的、优秀的读者。读者的幸福某一程度上甚至比作者的幸福更宝贵，因为它更纯洁、更没有功利，也更普及、更广泛。作者都是从读者中产生的。
 

西渡的诗
 

秋歌

秋天，最后的裸露的乳房，
秋天，最后的异性的光芒，
生存的道路像刀刃一样窄，
月光和最后的雨都是细的。

秋天，天空运送着密云的军团，
秋天，云朵的后面神在读诗，
椅子的靠着磨光后颅的头发，
他起身，我们的天就开始下雨。

秋天，树木的呼吸转晴，影子变长，
而在树木的内部，一把白刃的斧子
敲击着，鼓声咚咚，落叶纷纷，
蝴蝶拉着枯叶的手掉进舞蹈的深渊。

秋天，树木的嘴角渗出血，还穿着裙子，
秋天，满山的枫叶在燃烧，还露着肩膀，
秋天，姑娘的身体在溪水中发抖，还剩爱，
秋天，我们的泪水已干，还剩田野的悲伤。

秋天，这最后的光我已目睹，
秋天呵，我为什么身陷其中？
靠着这最后的光芒，我静静立着，
像一株白桦，像一个裸身的少女。

（来源：《增城日报》2014-10-13 第A4版：挂绿副刊）